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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司法:商事审判中“新冠肺炎疫情”免责抗辩的审查与处理

作者: 来源: 日期:2020-6-3 10:37:05 人气:521

商事审判中“新冠肺炎疫情”免责抗辩的审查与处理

徐建东 王刚 唐灿[1]

 

        内容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在法律性质上如何定性,对于涉疫情合同纠纷的处理意义重大。根据个案的具体案情确定新冠肺炎疫情的法律性质,其可被定性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但是,应当严格把握适用条件,避免规则滥用,以减少对正常经济秩序的冲击。在审判中,要结合合同订立与疫情发展的时间关系、因果关系、影响程度及当事人的审慎、避免损失扩大义务等因素,进行综合审查与判断。需要特别注意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竞合时的合同解除问题,以及“合同链”中的认定问题,这关涉到整个市场秩序的公正与稳定的平衡。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 情势变更 法律性质 合同履行

 

        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个体业主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致使合同迟延履行或者无法履行,可以预见相应的法律纠纷也将会陆续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在法律上如何定性?是不可抗力,还是情势变更,抑或两者皆是。对该问题进行讨论有助于形成共识和统一裁判尺度,基于此,本文聚集商事审判领域中新冠肺炎疫情的法律性质和援引该项抗辩后的审查与处理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审查建议和裁判思路,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新冠肺炎疫情”在法律性质上如何认定

      (一)关于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实证法梳理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到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的规定可以看出,实体法上对于情势变更制度的设计思路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要求情势变更将不可抗力因素排除在外,同时对于当事人不能预见的事件范围由“客观情况”扩大为“合同的基础条件”。2020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意见(一)》),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而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概念的确定是法律理性精神的产物,体现着立法者的精巧心思。[2]二者都是针对签订合同前不可预见的、对合同履行构成重大障碍且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变化发生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干预,调整双方合同权益的制度。它们主要区别在于:1.障碍程度不同。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如期履行;情势变更则要求合同能够继续履行但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合同目的落空。[3]2.适用前提不同。不可抗力一般为重大灾难性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件和异常社会事件;情势变更主要是针对不能预见的非商业风险事由,其范围远大于不可抗力事件。3.法律后果不同。不可抗力可直接导致合同责任免除和解除的后果,解除在当事人通知和提供证据后生效;情势变更则需要当事人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请求,才能实现合同解除或者变更的效果。

        (二)本文观点:新冠肺炎疫情可认定为不可抗力事件和情势变更事由,但应当从来把握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其导致病情的严重程度、传播方式的难以预防和治疗、发展变化的难以预见,远远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肺炎。从这些特征来看,应当属于一般人难以预见、难以避免、难以克服的客观情况,符合合同法及民法总则关于不可抗力的定义。因此,如果当事人在诉讼中援引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抗辩事由,应当审查疫情是否确实造成了合同履行不能,若确实造成标的物灭失、企业停产导致无法交付等后果的,应当适用不可抗力的免除责任及解除合同的规定。

        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造成了延期复工、用工紧张、物资材料供应短缺、交通管制等现象,后续可能会造成一段时间内人工、材料、机械价格大幅度上涨,合同的履行可能还需要采取额外的卫生防护等措施,必然使得部分商事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且不能归结于商业风险,如果变化的结果客观上导致了合同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也将构成情势变更事由,当事人可以据此提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请求。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将不可抗力排除在情势变更事由之外,但从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来看,二者泾渭分明的立法观点已经在发生变化。从近期江苏、浙江、重庆等地高院发布的有关审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民商事案件的指导意见来看,司法实务中也倾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既可构成不可抗力,也可构成情势变更。《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意见(一)》规定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履行不能的,可依法适用不可抗力规定。但是,对于仅造成履行困难的,应引导当事人通过协调或者变更合同方式解决纠纷。最高法院指导意见也认可了疫情可构成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审判中应当严格把握认定条件,不得轻易适用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规则,以免对正常经济秩序带来不必要的冲击。

        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并非两种可以按照发生原因完全厘清适用的规则,要将两者的关系理顺必须从其功能定位入手。[4]韩世远教授认为:“中国法则采二元规范模式。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更难以做到泾渭分明,而是存在交叉地带”。[5]在发生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事由后,能否适用法律规定的后果,需要在个案中考虑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事由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判断。具体个案审理中,适用不可抗力还是情势变更的规定,关键在于区分疫情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辨别其造成合同无法履行还是造成履行过分艰难而定。同时,还应当注意到,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的后果并不包括变更合同,如需要变更合同则宜通过情势变更制度予以解决。

        二、商事审判中“新冠肺炎疫情”免责抗辩的审查要点

        如前所述,“新冠肺炎疫情”在具体案件中既可作为不可抗力处理,也可以作为情势变更事由,至于其抗辩是否依法成立,应当围绕以下方面进行审查。

        (一)确定合同订立与疫情发展的时间关系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成立的前提均包括“不可预见”,因此,当事人援引“新冠肺炎疫情”免责抗辩的,必须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的事件。原则上,合同成立在本次疫情发生以后,疫情防控才能作为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抗辩。如果疫情发生后合同才订立,应当认为当事人在缔约时对这一情况已经有所预判,不宜再认定为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经历了国家纳入传染病管理、封城、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级响应、国务院通知假期延长、各地推迟复工并实行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等阶段,故疫情对商事合同履行的影响也是在逐步加重,实践中不应简单根据疫情在某一地方或者区域爆发的时间点来认定合同订立时是否能够预见疫情防控影响,而应当结合履行合同的时空环境及合同性质,判断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否有能力预见疫情防控的影响。

        (二)判断疫情防控与合同履行的因果关系

        认定疫情防控与合同履行之间因果关系,应当结合合同履行所在时点、行业以及个案中的具体情况,考察合同履行当地的疫情和防控措施,并结合同地区、同行业的普遍做法以及企业自身经营模式进行。针对疫情防控采取了封城、强制隔离人员、禁止外地人员进入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在合同履行的影响上则有所不同。例如,湖北地区特别是武汉地区最早采取“封城”措施,其疫情较为严重、防控延续期间也最长,对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容易认定。但在一些疫情与防控措施相对缓和的地区,疫情和防控措施未必导致合同履行陷入障碍。再如,疫情防控期间,部分餐饮企业停止了营业,但如果该餐饮企业仍然在通过网上订餐、外卖供应的方式继续进行,则其就受到疫情影响的较小,对其不能履行合同与疫情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要更加谨慎一些。

        (三)衡量疫情防控对于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

        不可抗力造成的合同不能履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不能及时履行、部分不能履行、全部不能履行。由此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以及因延期、部分履行的违约免责或整体解除合同后果。另外,当事人援引不可抗力免责,在疫情对当事人履行能力造成影响范围内不承担违约责任,如果疫情与债务人自身原因共同构成损害后果发生,其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失扩大有可归责事由的,即成立“多因一果”的,债务人仅能在疫情影响力范围内免除违约责任。

        情势变更导致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的后果,须因情势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显失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情势”的发生,应当导致一方当事人履约成本极大的增加,或一方当事人所获履约价值极大的减少,合同双方的对价关系严重失衡的后果。如果疫情对双方的履约不构成影响或只是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没有达到致使双方利益严重失衡的程度,则不存在情势变更规则的适用。疫情是否导致合同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应当结合个案具体认定。

        审理中还应当注意到,各地疫情程度不同,各地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也不尽相同,对各行业及不同类型的合同影响程度也有不同,个案中需要结合当事人举证的所在地区发布的疫情防控通知和规定,具体分析疫情给合同履行带来的影响力大小,以分析是否造成合同履行不能、履行成本增加和影响合同目的实现。

        (四)审查当事人通知和减损义务有无履行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及时通知对方是债务人的法定义务,也是债务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附随义务,债务人必须履行该义务,同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据;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债务人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或避免损失扩大,如果债务人在疫情发生时能够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的扩大而未采取的,则推定债务人有过错,法院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判令其承担一定的责任。[6]

        对于情势变更的情况,当事人也应当针对自身不能依约履行合同的情况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以促使对方当事人作好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准备以减少损失的发生,同时也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减少损失扩大,否则也应自行承担相应损失。

        (五)区分不可抗力、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

        商业风险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给商业主体带来获利或者损失的机会或者可能性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7]商业风险由于具有可预见性,能否预见取决于经营者的素质、经验、市场判断力。商业风险是能够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的,通常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也已将此种商业风险合理地计算在内并形成相应的合同价格,由一方当事人自行承担并不会发生不公平的后果。对于高风险的交易,长期合同的当事人往往会自行设定复杂的公式,分配潜在风险,如与通货膨胀或者生产成本挂钩的价格自动调整机制等。[8]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尝试对区分商业风险和情势变更的参考因素进行了列举:是否市场系统固有、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是否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可能导致部分产品价格发生波动、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但此种变化不属于不可抗力所要求的合同不能履行范畴,是否属于可以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情势”,则需要在个案中衡量风险程度是否超出一般人的合理预期、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对于涉及石油、焦炭、有色金属等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标的物及股票、投资等风险投资性金融产品标的物的合同,一般不应依据新冠肺炎疫情而适用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理由是,交易标的物属于投机射幸者(例如股票、期货等等),相对人虽无过失或错误,但其本身明了其交易性质不确定,竟仍冒险为交易行为,则其暴利与损失均应由其享有与负担。[9]

        (六)审查疫情发生前是否违约迟延履行

        针对不可抗力的免除责任和解除合同而言,法律明确要求系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如果合同义务在疫情发生前已经迟延履行了,则疫情防控措施并非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当事人完全可以在疫情发生前采取措施予以避免,由此导致的损失应当由违约方承担,不存在责任免除的情况。因此,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针对情势变更导致的合同继续履行显失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言,若情势变更事由发生前当事人已经迟延履行合同义务,则这种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发生前当事人完全可以履行完毕,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应当按照情势变更的规定予以处理,违约方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得请求变更合同。但是,如果导致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确实无法继续履行,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处理,对继续履行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

        三、商事审判中新冠肺炎疫情在审判中的具体适用

        (一)金钱债务原则上不适用不可抗力,但可适用情势变更

        我国法律上将金钱债务事实上的履行困难未纳入合同不能履行范畴,也就是说金钱债务不存在不能履行障碍,民事主体的经济困难并非是金钱债务不能履行的理由。通说认为,“金钱债务无所谓履行不能之问题,债务人不得以不可抗力为由寻求免责,此为各国通说。……对于金钱债务,不可抗力并不能成为其免除债务的事由,故为绝对责任。”[10]。当事人不能履行金钱债务的,依法不能援引不可抗力予以免责或者解除合同。 

        但是,如果债务人确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困难、丧失履行能力的,因该履行障碍并非一方当事人过错所导致,属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商业风险之外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且继续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将显失公平的,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应结合个案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情形,依照公平原则处理双方争议。例如,对于因政府为控制疫情要求企业延迟复工、关停商户等疫情防控政策影响租赁标的闲置,出租人与承租人发生的租金支付纠纷或提前终止、解除租赁合同案件,应当通过调解引导当事人协商达成新的协议,如承租人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又不能协商一致的,法院可以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需要注意的是,适用情势变更规则应注意与合同法鼓励交易原则协调统一,除非因疫情直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不应认定合同解除。对于受到疫情和防控措施影响严重,无力偿还金融借款的企业,金融机构以逾期还款为由请求借款提前到期或解除合同,借款人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由提出抗辩的,可以依照情势变更的规定酌情对违约责任进行调整,而对金融机构要求的解除合同、提前清偿请求,则予以从严把握。

        (二)能否直接适用公平原则处理涉疫情合同纠纷

        “公平原则不是具有授权条款的性质,不得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11]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应坚持“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原则,这是维护法律的安定性与可预测性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对于一项事实争点,在有具体的法律规则可以适用时,应当优先适用该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不能直接适用实体法上的一般条款。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势下,确有必要对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一定干涉,以调整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首先应当依照合同法及司法解释关于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规定处理;其次,再找寻不到相应的具体法律规定,或者适用具体的规则无法体现案件审理的实体公正时,才可以通过公平原则对双方当事人的权益进行合理调整。

        (三)当事人明确约定排除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适用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该情形应有三种:第一种是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了出现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事由后仍不免除违约责任的情形;第二种是当事人明确限定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范围,但该范围未包括疫情因素的情形;第三种是当事人在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发生后约定继续按照原合同履行的情形。

        针对第一种情形,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作为法定的免责和合同变更、解除事由,当事人有权依照合意对其排除,这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是对自身权益的自由处分,法院应当予以尊重。当事人之所以要求排除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适用,往往是因为该合同的权益对一方至为重要,且另一方的合同相对人在评估风险后对该种风险的存在也予以接受。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防止不能控制、预见的意外情况给债务人带来风险,若当事人约定排除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适用,意味着债务人对未来风险的发生有足够的预计,有决心承受相应的风险。而且,商事主体在确定合同价格和相关条款时,应当已经将合同所面临的风险作为重要参考因素予以纳入。

        针对第二种情形,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适用合同解释制度中的“同类规则”,即当事人各方未列明的事项与已经作为不可抗力列明的事项相互比较,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12]

        针对第三种情形,若当事人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已经达成了一致,应当认为双方在准确预见和评估疫情所造成的影响后,对风险和责任承担作出了协议安排,应当按照当事人约定处理,一方当事人事后反悔的,依法不予支持。

        (四)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情况下合同解除权利的竞合处理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所导致的法律后果都包括了解除合同,但是两者导致的后果仍有所区别。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仅有不可抗力是法定的免责事由,情势变更在学理层面虽被承认为免责事由,但在实体法层面仍缺乏相关规定。[13]新颁布的《民法总则》也未将情势变更作为法定的免责事由加以规定。从本质上说,情势变更制度只涉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而不涉及违约责任的免除问题。[14]

        对于不可抗力而言,即便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解除合同,当事人仍可以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对解除的后果予以免责。但是对于情势变更而言,虽然当事人也可以据此请求法院解除合同,但此种合同解除是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所致,法院裁决宣告合同解除并免除继续履行合同的责任后,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对合同解除后双方当事人的损失予以衡平和分摊,并不绝对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免除合同解除后的全部责任。因此,在当事人援引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抗辩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向其释明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法律规定,要求其明确提出抗辩或请求的基础,由其作出选择后予以裁判。

        (五)“合同链”中涉疫情法律问题的处理

        所谓“合同链”中涉疫情法律问题,是指当事人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因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解除的,对于签订的其他相关业务合同而言,该合同被解除的结果是否当然构成不可抗力。也就是,存在一个多方不同主体签订合同,一个合同的签订是为了履行另一个合同,其中一个合同出现了解除将对其他合同的履行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对于当事人合同权益和诉讼利益有重大影响,如果认定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被解除的事实构成不可抗力,则当事人订立的其他相关业务合同都将免除违约责任而被解除,从而将造成供应链条的上下游合同都可能受到不可抗力因素的传导和波及。本文认为,应当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对相关业务合同的履行是否直接造成履行不能障碍来具体判断。根据案件实际情形,可能认定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也可能认定为违约。

         第一种情形,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导致当事人订立的其他相关业务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对于上游第三方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在市场上不具有可替代性,当事人在第三方不履行合同的情况下难以获得替代给付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其签订的其他相关业务合同系直接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应适用不可抗力免责或者解除的规定。例如,标的物为特定物的房屋租赁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等,如因当事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直接造成标的物无法使用、无法按时交付的,则应当认为该不可抗力因素直接造成与该合同相关的转售或使用该标的物的合同不能履行,相关业务合同也应适用不可抗力免除责任或者解除合同。与新冠疫情防控有关的物资生产、销售相关的合同,因政府防控措施的影响,全国范围内该类物资生产、销售都必然受到直接影响,与此相关的合同如出现履行不能的,则可以适用不可抗力有关规定。

        第二种情形,新冠肺炎疫情间接导致当事人订立的其他相关业务合同履行障碍的情形。对于上游第三方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在市场上有充分可替代性的情形,如标的物为普通种类物的业务合同。若该业务合同并非因疫情影响直接造成履行不能,比如因新冠疫情防控而导致的部分物资供应紧张而确实无法完成采购,而是受到当事人与其上下游厂商之间的合同因不可抗力被解除的影响,导致不能及时采购或者供应的结果,则该种合同被解除的结果,能否视为造成其他合同不能履行的“不可抗力”,需要具体分析。首先,从不可抗力所要求的客观情况,应当具有外部性,即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第三人行为虽然看起来也属于行为人不能预见的范畴,但该行为不具有外在于人的行为的客观性特点。[15]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结果并不具有外部性,不属于客观情况,而属于客观情况导致的法律后果。其次,当事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因不可抗力被解除,不构成重大灾害或者社会事件,仅是因第三人原因造成的合同不能履行,尽管该第三人是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也不意味着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本身构成不可抗力。最后,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要求当事人对于客观情况无预见能力,但当事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虽然系因不可抗力而被解除,但客观上存在第三人无履约能力、恶意违约、事实上不能履行等多种可能性,当事人对造成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不可抗力原因缺乏预见能力,但对该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结果并非完全缺乏预见能力。因此,因产业上游的第三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能履行合同,导致下游合同当事人履行障碍的,一般情况下不能认定为系因不可抗力所导致。

        上述第二种情形,应当再区分两种情况加以认定。首先,若当事人与产业链上游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因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被解除,导致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合同当事人无法履行合同义务,而该下游的合同当事人在签订相关业务合同时已明确约定或者指定了上游第三人作为供应商,其合同相对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上游第三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能履行合同的,则应当倾向于认定该当事人签订的相关业务合同系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其次,若当事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因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被解除,可能导致其为准备履行该合同采购原材料形成,或者让渡该合同标的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而订立的其他相关业务合同赖以履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且这种变化不能被归结于商业风险,则应当依法酌情考虑是否构成情势变更,并对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益关系进行调整。虽然情势变更制度也以当事人“无法预见”为前提,但此处的“无法预见”与不可抗力制度中的“无法预见”的范围有所不同。不可抗力制度仅要求当事人对自然灾害、突发社会事件等无法预见,而情势变更制度则要求当事人对合同基础条件发生的变化无法预见。因此,当事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因不可抗力被解除的结果,不能作为不可抗力中“不能预见”事项,但可以认为情势变更制度下当事人对此无法预见。当然,作为成熟的商业主体,其日常经营管理中应当丰富其进货渠道、确保原料供应安全性,如果进货渠道相对单一,个别供应商不能供货则导致自身生产陷于停滞,则该供应商丧失供应能力能否视为合同履行基础条件重大变化,殊可商榷。衡量该种情形下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应当从个案中具体分析疫情是否直接导致合同履行过分艰难,即便适用情势变更来衡平双方利益的,也应当充分考虑影响力大小和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